古玩，在清乾隆以前称之为骨董或古董。骨董一词，最早见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著名画家张萱所著《疑耀·卷五》一书：“骨董二字乃方言，初无定字。”至南宋朱熹所著《语类》一书中乃作“ 汩董”。明代董其昌所著《骨董十三说》中曰：“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，名骨董。” 明代和清初较普遍使用骨董或古董这个名词。清乾隆年间，古玩这个名词开始叫响，即古代文玩之简称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叶恭绰先生鉴于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”之说，建议将古玩改为文物，历史艺术文物业公会主任邱震生先生根据叶老的意见提出，将古玩行改称文物业。1953年末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《私营企业统一分类规定》中，正式改为文物业。从此古玩改称文物，古玩铺改称文物商店。

古玩是指可供鉴赏、研究、收藏、摆设用的古代一切雅致器物。鉴定、经营古玩成为一种行业始于何时？史料中只有“古玩独立成为商号始于何时，无从稽考”、“古玩行业由来已久”的模糊记载。有一种说法是早年间古玩行尊奉秦相吕不韦为祖师爷，不过这种说法却是以讹传讹。据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记载：“吕不韦者，阳翟大贾人也。往来贩贱卖贵，家累千金。”吕不韦在赵国邯郸做买卖时，见到“子楚为秦质子于赵”而怜之，说：“此奇货可居。”又据《战国策·秦策》记载：“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，见秦质子异人，归而谓父曰：‘耕田之利几倍？’曰：‘十倍。’‘珠玉之赢几倍？’曰：‘百倍。’‘立国家之主赢几倍？’曰：‘无数。’曰：‘今力田疾作，不得暖衣余食；今建国立君，泽可以遗世。愿往事之。’”于是，吕不韦以五百金与子楚，为进用，结宾客；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奉献华阳夫人。华阳夫人无子，吕不韦劝说华阳夫人收纳子楚为嗣。秦昭王死后，太子安国君立为王，华阳夫人为王后，子楚为太子。后来，子楚为秦庄襄王，吕不韦当了丞相，封为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阳十万户。所以大约是人们用这段故事中的吕不韦类比一本万利的古董商，从而传出古董商的祖师爷是吕不韦。但据一些老前辈回忆，老古董商最忌讳人们说他们的祖师爷是吕不韦。

在古玩行内流传着另一种古玩行业起源之说则比较可靠。元代至元元年，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，在修建大都城时，海王村是个有土山、河流、茂林修竹的京郊小村庄，水路畅通，可用船运输货物至西山。在西山开采烧制琉璃瓦的原料，在海王村建琉璃窑烧制成品。明永乐十九年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修建北京城时，将海王村元代建立的琉璃窑的规模扩大，由宫内太监掌管窑厂。北京城初建成后尚未有南城，海王村仍是京郊小村。明代有些外乡人在京为官多年，告老而不愿还乡者在海王村蛰居，隐度晚年。这些人平素喜爱琴棋书画，有书画癖，他们在自己的住所挂上斋名或堂号，写上藏书处或藏帖、藏画处等，以此招徕客人，以文会友，共同切磋琴曲棋技书法画艺。明代是每隔三年，各省举子来京会试。有的应试举子到海王村同这些“仕途隐退之士” 看书论帖、观赏字画，并请教于这些做过官的隐退老人。

明嘉靖年间，北京城修建南城。在现在的崇文门至宣武门以南一带，各省、府逐渐建立起会馆，琉璃厂适居崇文、宣武之中。寄居在各省、府会馆的应试举子中有人从家乡带来字画、法帖、铜、瓷、玉等玩物，同居住在琉璃厂海王村藏书、藏帖、藏画处的主人，相互观赏，进而相互交换。那时不讲买卖，而多是说“您把东西匀给我”。“匀给我”这句话，后来成为古玩行的行话。老北京各行各业的店铺，都设有柜台，惟独书铺、古玩铺没柜台，而有幽静的客堂，三五间窗明几净之室，书画古玩陈列其间。

明代北京城每年阴历正月初一至十六举办灯市，先在东华门一带，后延至今天的灯市口。清初，灯市移到琉璃厂前。清康熙年间，在灯市上有了出售字画、古玩、书籍的小摊。清雍正十二年，琉璃厂里的火神庙同时举行庙市，庙市逐渐被古玩珠宝、玉石、字画摊完全占据。这时，古玩才真正进入商品市场，古玩铺、书铺同时渐渐兴旺。

清乾隆三十七年起，乾隆帝开馆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长达十年之久，琉璃厂文化街市从此发展起来，书铺、古玩铺、南纸店、湖笔徽墨店等等文化商铺，林立街道两旁。乾隆朝进士、内阁学士、大书法家翁方纲在《复初斋诗注》一书中记载，纂修《四库全书》的“诸臣每日清晨入院，设大厨、供茶饭，午后归寓，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、详列书目，至琉璃厂书肆访之”。可见当时琉璃厂书肆藏书之丰富，可说是全国最大的图书馆。这是从明永乐至清乾隆时，近三百年的时间里，各代文化人在琉璃厂日积月累的结果。书行生意兴隆，碑帖、字画、金石、文玩、笔墨纸砚等店铺也随之兴旺。

清嘉庆年间，琉璃厂书铺、帖铺较多，大部分是江西人经营，形成帮派，外地人进不了这一行。清道光以来，山西、河北等地人经营的书铺、帖铺、古玩铺才逐渐多了起来。根据行内老前辈的回忆，开设在琉璃厂东门内路北的宝文斋书画处，是道光年间的老古玩铺。博古斋、德宝斋、笔彩斋、论古斋、英古斋，是咸丰、同治年间开设、民国以来仍然存在的老字号。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北平解放前夕的1948 年，88 年的时间里，在琉璃厂街上，先后开设约有123 家古玩铺。北京狗尾巴胡同兴隆店里、炭儿胡同、东华门、东四牌楼等地都先后开设有古玩铺。前门大街有挂货铺，也属古玩行。地安门等地的旧货铺和旧物摊，虽然经营些零七八碎古董玩器，但不属于古玩行。

晚清时期的正阳门大街

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在琉璃厂开古玩铺的股东那时叫东家，有王府贵族、朝廷官员。清朝旧制规定官员不准经商，他们便以王府总管的名义出面。笔彩斋是郑王府出资，赏奇斋是摄政王府总管张明芳出资，延清堂、大观斋是内务府总管出资开办的。这些王公贵族开古玩铺，不仅仅是“图财”，而是为了“摆谱儿”，为了他们自己和亲朋好友逛琉璃厂、厂甸和火神庙时，有个“歇脚儿”的地方，也是为当时上层官员和文人雅士提供消磨时间、读书赏古的场所。特别是经清咸丰朝状元翁同龢、进士潘祖荫等人的提倡，一些在翰林院任清闲差事的读书人，家中富有，终日无事，便到琉璃厂消磨岁月。那时北京还没有公共图书馆，翰林院的一些大学士、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、庶吉士等负责修史、著作图书等事务的官员和国子监的一些官员，到琉璃厂看书、鉴赏古玩，一时形成风尚。

光绪年间出现了外国人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地开办的贸易商行，进行古玩玉器的交易。日本在北京等地开设山中商会，买卖中国古玩；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国开设洋行，也做中国文物生意。美国人福开森（John Calvin Ferguson）1886年来中国传教、办学、办报，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拘禁于北平。他经常鉴赏、收买中国文物，是琉璃厂的“常客”，人们称呼他“福大人”。他曾被国民政府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，并同中国文物专家合作编著《项子京收藏图录》，自己编著有《历代著录吉金目》、《历代著录画目》、《艺术综览》等考证书籍。清末法国驻京第三公使魏武达先生，是位中国文物爱好者，他对青铜器、珐华、孔雀蓝、康熙彩瓷都有研究，卸任后在巴黎开设古玩店。同时，还有日本的福田、高桥、长谷川、茧山等人，法国人杜伯斯、巴尔，英国人何太太等人做古玩生意，可见鉴赏中国文物的外国朋友很多。清末在中国也出现了向国外出口文物的私人公司———卢吴公司，它是由卢芹斋和吴启周合开，他们开始时向法国出口，后又向美国出口文物，国内的古玩行里有了法国庄、英美庄、日本庄等分类名词与行话。琉璃厂不单是中国达官贵人、文人政客游览消遣、收买古玩书画的地方，也成了外国的豪门贵族、富商大贾、学者专家旅游观光、收购文物的商品市场。由此，琉璃厂驰名海内外。

1903年各国公使及夫人在英使馆的一次聚会

辛亥革命后至1927年，是古玩行业的“ 黄金时代”。琉璃厂街上人来人往，古玩铺里迎来送往。每年春节正月初六开市至正月十六，琉璃厂、厂甸、火神庙等地，游人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；街上马车、洋车、四人抬的轿子排列成行。达官贵人、文人学者出没于火神庙和古玩、书铺之店堂。火神庙里珠宝玉器、翡翠钻玉、书画文玩摊一个挨一个，珠宝商展出高档货品，珠光宝气，吸引游人。火神庙里原是露天摆摊，1920年，庙内建成罩棚，游人顾客来之更多。

由于古玩生意兴隆，仅从京城内外及附近城镇收购古玩已难以满足需要。光绪年间，古董商从山西、河南等地收购，后来外地客商增多，坐商、行商就有了区别。坐商是指在琉璃厂、东华门、东四牌楼等地开设的古玩铺。行商大部分集中在珠市口狗尾巴胡同里的兴隆店内。店里居住的古董商来自陕、豫、晋、鲁等地，他们在外地收购，到北京同行中“窜货”（卖货）。兴隆店里有古玩行的“窜货场”，进行行内交易。1927年以后，行商与坐商之分，才逐渐消失。

1927 年至1941 年，国民政府南迁，内、外战争不断，古玩行业从繁荣逐步走入萧条。在萧条时期也曾出现短暂“回升”，其原因有二：一是1928 年孙殿英东陵盗宝，珠宝钻翠和珍贵文物流入市场；二是上海、南京金融界和军政界兴起官窑瓷器热和购买其他文物的热潮，北平古董商跑上海的人多了，生意一度兴隆。新开张的古玩铺在琉璃厂有雅文斋、韫玉斋、文古斋、宝古斋等等；继续发财的有彬记、通古斋、上海的金才记，以及一些做洋庄生意的古董商。可是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古玩行业则渐渐“萎缩”了。这与当时中国沦陷区被切断同美英的商业往来，德、意、日在战场上失利，国外购买古玩的人稀少，国内长年内外战争不断，财力物力殆尽，收藏购买古玩的人更为凋零有关。1945 年抗战胜利后，国共和谈，古玩行业中人士曾希望有个和平环境，再度出现繁荣景象，随着内战再起，希望成为泡影。直至解放以后，文物行业才重新复苏。